距离北京奥运会只有10天了，转一篇文章纪念这个日子。
爬一座或多座山，就是登山吗？
一个登过大山的人甚至登过珠穆朗玛峰，就成了一个登山家吗？
85岁弗瑞德.贝奇，在美国攀岩圣地ZION国家公园希望能帮人干活拿口饭吃......
(Belay也是攀登中“保护”意思，或是他给人保护，然后大家一起吃饭云云）
丹增.诺盖确凿是一个有个性的尼泊尔山民，这个夏尔巴人，从来没有被西方世界冠以“登山家”的称谓，即使汉语言的世界描述丹增个人经历的时候，也都是以“夏尔巴向导”来描述他的“身份”。人类语言在身份的用词方面，是微妙、有成见、令人迷惑而有趣的……虽然登山本身就是登山，但人往往喜欢以“类”而分。不是吗？——1953年，同丹增一起登顶的还有新西兰的希拉里，他倒被后世人往往称呼为“探险家”、“登山家”，无论在西方世界或尼泊尔、中国，人们都以更加尊崇的眼光和喟叹来表达对他的敬仰。某种程度上，这位首登珠峰者之一，成为珠穆朗玛峰的象征符号或珠峰基础词典之一。
在英语里对常年登山的人，有如下称谓“alpinist , mountaineer, climber”，在汉语世界里则有“登山运动员，登山者，攀登者，登山家”不同说法。按照语言心理习惯，登山家则是赋予那些有着非凡成就的登山人的尊称。我们都是climber，但未必是alpinist或mountaineer。一个登顶过珠峰的登山运动员，无论是业余爱好者，还是职业攀登者，他未必是登山家。
登山家务必是那种死去之后，还让公众社会纪念的大师。他未必在身体强壮上是世界一流，但在心灵影响力、纪念心上，给人类留下穿透时间、跨越登山本身的历史回音。埃德蒙.希拉里就是这样的人，如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在希拉里葬礼上的致辞:“埃德蒙爵士是一个英雄人物，不仅因为他打败了珠峰，还因为他的果敢、谦卑和慷慨。”
希拉里爵士是在2008年1月去世的，全世界的媒体、全世界的人们都在谈论这位传奇老人的去世。不仅包括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即使远在尼泊尔山区的当地夏尔巴民族，他们也以自己的佛教仪式纪念着这位老人。而同样相比，绝大多数的登山者，在与当地山地人民的交流中，真正以登山家胸怀去关注当地人类社会的，几乎没有几个人。而无论他个人技术、体力多么出色，最后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不过是一个过客。比如，在巴基斯坦咯喇昆仑地区，还有人纪念着Alex Lowe，虽然这位伟大的登山家，在这一地区的攀登成就并不太过人（他成就在于北美），但当地人们记住他是仅仅因为他以朋友的态度曾走进过穆斯林的家门。
联合国的潘基文秘书长对希拉里的去世表示哀悼说：“他赋予了勇气和探险的概念新的意义，他不仅取得了人类所知的最圣洁的胜利之一，成为促进对地球宝藏认识的先锋，还对许多社区的健康和教育做出了贡献。”
希拉里超越了人与人的关系，他超越了国家、个人、民族这些。他尝试了人与自然的对话，一种简单而纯洁的关系。而他后来，又反馈自然、回馈喜马拉雅地区，参与人的社会中对自然的保护活动，主导当地慈善、教育。
“没有人比希拉里爵士对珠穆朗玛峰地区，或对夏尔巴人帮助更多，”尼泊尔当地一间旅馆的主人巴桑.拉姆胡说，“这个地区的发展都要归功于这个传奇人物。”
所以，希拉里爵士是一名真正的登山家。
而丹增.诺盖文化教育程度不高，他象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村爷爷或藏族牧民老爷爷，在年轻时代曾虎虎生风的有过传奇。倘若没有希拉里、英国登山队和西方传播世界，他的故事也恐怕只能留给自己的子孙。因为他改变的是自己的命运，他对自己民族、对自己社区公众社会的精神传导还太小，就象农民起义军一样，在起初时都有着自然、本能、淳朴的愿望，但对世界的哲学思考和文化观念，注定他这辈子都有一个瓶径，这也是中国社会许多攀登者的宿命与缩影。
丹增因为珠峰登顶被推到个人命运的至高点，但他思维里还保持着东方世界里的家长文化。他甚至极力反对他的孩子继承他的事业，当他的儿子也想去攀珠峰时，他：“我已经替你上去过了，你就不要登了。”
登山在意识形态浓烈的国家、历史中，往往不是一种人类与山的关系，更多还是反映了人与人的关系。那种人与山的关系还是为了一种社会关系，人与山的关系不是真的，而是社会关系的映射和假象。包含太多封建、文化、政治因素。如果这么说来，中国还曾没有也尚未有一个真正的登山家。只是有着更多的丹增大叔、丹增爺爺或者丹增向导。
登山界里，还有另一个有名的爵士，来自英国的鲍宁顿爵士（Sir Chris Bonington）。因登山运动杰出成就而被大英女王封为爵士的也就是他们两个……这也是一个传奇的登山家，他在登山山地区域的社会公益活动没有希拉里爵士那么多，但也是一个积极参与者。从登山本身的历史作品来讲，鲍宁顿爵士因参与、领佳节又重阳导数十起经典攀登而闻名，如珠穆朗玛峰的西南壁直上，如奥格雷峰（Ogre）所发生的一切……
登山家务必是那种有艺术家气质或其攀登作品有如宏伟历史艺术事件，给让公众社会、攀登历史留下精彩绝伦的纪念。鲍宁顿爵士就是这样的人。在奥格雷峰（Ogre），他和登山家斯科特以极高的登山艺术完登顶峰，在暴风雪和接连的登山事故中下撤，斯科特评价鲍宁顿说：“我自己没有选择（只有努力求生），但是他们有，他们选择了勇气。”在数十年的攀登生涯里，斯科特和鲍宁顿都在以创造性的极前卫的阿尔卑斯方式在喜玛拉雅山区攀登。这是他们的艺术成就。
即使到今天，斯科特和鲍宁顿还在70多岁的高龄，经常去往阿尔卑斯山山区、回到喜玛拉雅山区和中国西部高山地区攀登，他们往往以写作和讲演为生，他们也同希拉里一样，也在为尼泊尔的慈善事业工作。虽然，在一些人看来，英国攀登者还有着一种固执的偏见、或傲慢，在气质上。
所以，斯科特和鲍宁顿也是真正的登山家。
“什么才是真正的登山家？”
“对山有极度大的热情的人，把自己当成山的一份子那样去热爱的人。而不是以登过几座山就不可一世就只顾吹嘘的，让人生厌。还有长在山脚下的人，统统可以称之为登山家”，梅朵说。
“至少应该登山技术杰出，最重要的是在一些线路上做过开创性的、有想象力贡献，象一艺术家。”曹峻说。
Bonington，George Band，Doug Scott，Joe Brown，Stephen Venables，Mick Fowler，Andy Cave，Simon Yates……这些闪光的名字，都无愧于真正的登山家的称号。2007年，是阿尔卑斯俱乐部成立150周年，这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也是最著名的登山俱乐部，它见证了从攀登阿尔卑斯山到登顶珠峰的先驱，从中国到阿根廷巴塔格尼亚探险，一直到今天，它甚至被称称为娱乐性登山运动变迁的核心。
阿尔卑斯俱乐部，云集了许多登山家。除讲述登山故事以外，它还反映着过去一个半世纪的社会变迁。登山者不过是律师、教师、牧师、工人、公务员、工程师等各个不同社会身份的共同点。但在登山者群体内部，他们又超越了单纯的登山运动本身，产身着各样的书籍、电影、摄影、商业等活动，跨越到高山环境、自然生态、文化、伦理、艺术、评论等方面领域。
在英国人这里，登山有着贵族或绅士般的气质，它是“英格兰最好的血统。” 甚至在早期历史中，其成员往往都毕业于剑桥和牛津大学，有些会员还是法律、科学和神学领域中的著名人物。
所以，真正的登山家是一个有修养、有气质、有文化、有哲学思维、有诗人想象的杰出者，而不是单纯的体力运动员。
鲍宁顿爵士认为：“地球上形形色色的生命其实与气候向来都是携手并肩前进的伙伴。身为登山者，我接受种种天气变化的挑战，勇于品尝这个伙伴带给我的各种极限状况。在风暴来袭之前，要执意留下或是适时撤退，都是生死交关的抉择。……从亚洲沙漠中千变万化的风化岩石及风蚀岭，到亚寒带冻原上的广大森林，都可以见到反复不断的风、雨、云、大气光象等等天气元素在全世界所留下的证据。宏伟壮阔的冰河提醒我们曾经冰封的过去，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四目荒凉险境；阿拉伯沙漠上错综复杂又美丽的干河谷，从上空俯瞰就像匍匐在地景上的涓涓细流。凡此种种，在在显示出地球上独特且面貌丰富多变的气候，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当然，风暴、洪水或飓风等灾难也不停蹂躏着地球，让人类一次次陷入仓皇混乱，蒙受重大损失，同时也在地景与历史上留下痕迹。极光、彩虹以及其它令人惊艳的珍贵天象变化，虽然为诗人、作家带来灵感，却鲜少获得重视。当我们亲临其境，目眩神迷于这些绝美景象时，仍不免为大自然的神奇力量或击节赞叹或怅然迷惑。”
这早已跨越了“五大三粗”“头脑简单”的“登山运动员”的境界。
如果这么苛刻地看来，中国还曾没有也尚未有一个真正的登山家。
说到真正的登山家，还有一个老人不能不谈起，他又是一个“活着的传奇”，来自美国的弗瑞德.贝奇（Fred Beckey），他在83岁高龄的时候（2006年），2006年初，还带领的登山队第2次攀登康定塔公草原的雅拉雪山。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80岁的他在垂直岩壁上的攀登身影，还有拿着在攀登路上手持纸牌希望搭上顺风车……当年轻的攀登者看到这些，谁能心头没有涌动和潸然——感动的潸然。《登山圣经》，绝大多数的中国攀登者都翻过这本书吧，这是弗瑞德.贝奇和众多美国攀登者的经典之作，而他自己本人也说过：“登山的魅力到底何在？在于某种复杂、无法言喻的力量；在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吸引力。” 弗瑞德.贝奇所保持的首登记录至今未被人超越，他是攀登史上拥有最多首登线路的攀登者之一，他对攀登历史和文献做出了大量的贡献，他为了有更多时间攀登而终生放弃了舒适的生活——这些让其它众多的攀登者难以望其项背。这使他超越其他人们，成为一个真正的登山家。
每一次攀登结束时，那些搭档都精疲力尽、迫不及待想回到“正常的”生活。这时他们往往都会看到弗瑞德.贝奇躲在电话亭里的身影，他正在和另外的同伴商量下一次探险。这就是Beckey式的告别造型。他对于山峰及其环境的热爱使他成为地理学、地质学以及其它许多自然领域的专家。拥有这样的专业知识，加上对历史和写作的热爱，他坚持了近七十年的写作。
作一个真正的登山家，在大概率里注定要忍受为自己所热爱的山野带来的社会“偏见”，因为登山、攀登本身太特殊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都是非常奇特的运动。作一个真正的登山家，气质里混合太多孩子的天然野气，但却又需要极端的理性去操作，而到了遥远的喜马拉雅山、藏区高山，又有那些纯然的与当然人的交流。
事实上，弗瑞德在此方面甚至超越了鲍宁顿和希拉里，他对山野的迷恋，甚至使他选择了一种“流浪”生活，有人甚至认为他的“最高成就是他多年来流浪攀登者的生活方式”。从早年开始，他就把攀登作为生活的绝对甚至唯一重点。在经济上，除了为下一次出行筹集资金，其它的只要能维持就行。如今年逾八旬，他依然把攀登放在第一位，以著作版税、放映幻灯片、合同研究工作等简单收入来维持生计。当同龄人在养老院步履蹒跚或者已然过世，弗瑞德.贝奇依然在岩石上——这个流浪攀登者中的圣人，依然过着纯粹而狂热、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攀登生活。
如果这么苛刻地比较，中国还曾没有也尚未有一个真正的登山家。
“什么才是真正的登山家？”
在2000年，我买过一个美国国家地理出版的纪有暗香盈袖录片《回到喜马拉雅》，讲的是埃德蒙.希拉里在登顶珠峰的之后岁月中，他重新返回尼泊尔山区旅行，对尼泊尔的文化以及人民有着深深认同，他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出资在尼泊尔等地建立了30多所学校、几家医院以及十几个诊所。他妻子和女儿在帮他作这些事情时，乘坐小飞机去珠峰地区，不幸飞机坠毁遇难。
当时看到这里，心里不禁潸然。这是登山者的人性光辉，真正登山家的魅力所在。
因为他在那里，埃德蒙在那里。
埃德蒙永远是我们的精神之源，我向他表达永远的敬意。
（埃德蒙是希拉里的名，这样称呼他是一种亲近、平易，而谦卑的他更喜欢别人这么叫他，而不是“希拉里爵士”）----《山野》杂志用稿，在本月内（08年2月）不能转载。
